如果把封建王朝的官僚集团，看做一个群体对象研究，就会发现王朝时代最大的命题，就是怎样让这个群体处于合适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对王权构成威胁，又不至压榨生产群体过甚，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让行政系统运作即可。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要求，实在很低。但为什么，官僚政治的模式，在两千余年里，始终就没有办法改良，更别说根治？

从本质讲，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也就是说，只要专制政治模式不变，那么，官僚政治就必然存在。而归根结底是，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不变，专制政治就不会变。

因此，官僚政治就像某种寄生物，是依附于极权而生存。而极权又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的管理职能和维护职能。而这一点，却是与儒家的秩序伦理严丝合缝的，即天子受命于天，而官僚层级，便是各种秩序伦理。

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贵族官僚化，还是官僚贵族化，在王朝时代，不过是同一命题的不同方程解罢了，本质仍然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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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政治贯穿始终，本质是其参与了顶层分配。

或者可以说，官僚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为一种政治模式，正是因为其占据了顶层的分配。具备分配优先权的群体，本身就代表其拥有着普通人不可能接触的特权。而特权，又反过来巩固这种优先权。

在春秋战国前，是贵族政治。所谓贵族政治，是“生成”的，就是以血统为甄别标准的。

在这种标准下，便是世官世禄，是世代公卿。他们独立成“国”，也就是拥有独立的权限，只需每年给周纳贡就行。到后来，周王朝已经向封国借债度日。以致最后，列强争霸，贵族政治崩溃。

因此，后来的官僚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这种贵族政治的一次改良。

春秋战国时期，大量起用平民有才之人，养士成风，不过是急需一批对自己尽忠，但又没有势力的平民官僚的支持。这些起于平民的人，进入官僚体系，也就意味着进入了顶层分配机制。

而之所以说贵族官僚化，是基于贵族本身强大的社会积累，使得新兴王权不可能忽略其力量。因此，一定会给以高阶官位，进入高层级分配机制，以获得其拥护。

这种贵族官僚化，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次权力呈现形式的变更。贵族对权力的获得，是以自身实力与王权的一次讨价还价，从世袭变成了授命。

而这一转化，最本质的变化就是，他们对王权的依附性增强了，从为自己负责，变成了对王权负责。在分配上，也从原本的土地私有转向了变成王权根据官阶等级，进行核定俸禄，以及赏赐。

只有在这样的分配模式上，官僚政治才具备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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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贵族化，实际上是官僚政治模式的必然结果。

从战国时期滥觞，到秦一代，大致可以看出新兴官僚，实际上是“做成”的，不像贵族是“生成”的。因此，在当时而言，官僚阶层的出现，是对贵族的一次权力分解，也就是对分配的分解。

而后来为什么说官僚贵族化，其实也不过是官僚对于自身权力巩固的需要。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参照物是，皇帝依旧采用了“血统”式的继承模式。同时，又有立嫡之说，本质是为了强强联合，拉拢有权势的外戚，以便血统获得更强大的支持。

而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强盛，实际上也参照了皇权的这一套。所谓门阀，就是以权力为基准，以利益结合为核心，通过姻亲、宗族等形式，形成处处关联的权力系统。这种系统，与底层是绝缘的，更不会有通婚，这也是古代门当户对观念之所在。

因此，当门阀世族影响力大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如周之封国，会对王权形成威胁。就像每一个混乱时期，出来抢夺地盘的基本都是豪家贵族。而局面稳定之时，又一定会拉拢那些有实力的豪家贵族。

官僚之所以贵族化，本质上是皇权期望你忠诚更多一些。只要你忠诚，其它都好说。就如刘邦对“萧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仍表示优容安慰，宋太祖劝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都不过是在统治稳定的权衡下，宁可其不清廉而包忠诚罢了。

那么，贵族化这种作为不清廉的巅峰模式，也就在某种程度获得了政治基因。而历史上的，所谓的削藩也好，反外戚也罢，还是采用两税制、科举制，都只不过是以各种途径约束这种官僚政治。

但是，每一次的微创手术，实际上都只是一种短期的改良。而结果是，有些改良的法子，最后反而又被官僚统治所吸纳，并异化为一种巩固官僚政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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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后续的官僚贵族化，实际上皇权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它还在某种平衡之内，那就是可控的。

一旦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甚至某个人，其势力有可能打破君臣平衡的时候，那就便成为如贾谊《治安策》所言“大抵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祸害。这是务必除之的。

基于此，说周崩，封建止，实际上也是有商榷余地的。因为，从后续的官僚贵族化来看，封建并没有止，只是换一种形式继续了。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称两千余年的王权时代为封建时代的原因之所在吧。